苏州“五星级酒店隔离”无锡“送车厘子、白草莓”但争议来了
2月23日0-24时，全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85例，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4例，涉及内蒙古、北京、辽宁、广东、广西、四川、湖北、江苏、云南、黑龙江、河北等10余个省份。
疫情之下，隔离早已成为一种“习以为常”的生活，不同城市的表现，也成为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。
日前，无锡“隔离物资内卷”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。网友分享的照片中，既有价格不菲的车厘子、白草莓等“超规格”物资，还有鲜花、图书、玩具等照顾“精神需求”的物品，令网友直呼“隔离界的天花板”。有人评价，“无锡硬生生将枯燥无味的隔离生活，变成了像是在五星度假村休假”“真正做到了防疫有温度”。
苏州则是靠豪华五星级酒店冲上热搜。早前，有驰援苏州医护人员晒出照片，其住宿“标准”是苏州工业园区内的W酒店、希尔顿、洲际、凯悦和香格里拉酒店，“几乎所有叫得出名字的五星级酒店，苏州都给安排了”。当地媒体直言苏州“‘壕’有心”，“点赞苏州的待客之道”。
苏锡都是东部经济发达城市，在保障基本生活物资供应的前提下，满足更深层次需求，安抚隔离民众情绪，本无可厚非。
但也有人质疑，防疫还是要看能否精准快速控制疫情，如此“画风”掩盖了关键问题。况且，苏锡有的，其他城市想学也学不来。有关疫情防控的又一场讨论由此展开。
去年年底，西安遭遇自武汉疫情发生以来，在超大城市发生的“病例最多、规模最大”的本土疫情：2021年12月9日，首例本土确诊病例出现；12月23日，全市小区（村）、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；12月27日，防控措施再度升级，暂停之前2天1人外出采购物资的政策。
当天，网上不断出现“家里没菜”的声音，“西安买菜难”一度登上热搜线日西安各区县向市民发出配送菜品的公告后，到第二天，仍有人反映“未收到菜、被通知需要继续等待”。
今年1月7日，深圳报告2例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，并在第一时间开展治疗、隔离、管控等工作。与此同时，有网友晒出封控区内的物资供应情况，“五菜一饭一汤”“全免费”的配置令人感到，“各地方开始卷起来了”。
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、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，各地财力不同、物资保障水平不同、社区治理能力不同，均是影响各地防疫物资供应能力的先决因素。
财力水平的不同能直观反映各地客观条件的差异。仅从2021年GDP万亿级城市财力来看，深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4258亿元，居于第三位，苏州则以2510亿元仅次于深圳。虽然西安去年财政预算收支尚未公布，但从1～11月情况来看，西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为796.74亿元，远低于深圳、苏州两市。
一个更为具体的指标是，为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经费保障工作，深圳在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大幅增加市本级预备费资金，从上年39亿元增至60亿元，统筹用于抗疫等支出需求。而在同一项资金上，西安2021年仅安排8.3亿元。
另外，捐赠作为基本生活物资的一种来源，意味着市民富裕程度也可能影响物资供应水平。
若简单参考人均GDP指标，2020年，无锡以16.58万元居于万亿城市榜首，苏州、深圳分别居于第4、第5位，西安则以7.74万元居于末位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“藏富于民”也使无锡物资供应拥有更多民间力量加持。
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陈曦曾研究指出，在新冠疫情下，城市保障供应体系的短板之一，集中体现在制度建设不足上。
其认为，由于商品的供应和价格主要由政府部门进行系统性调配，保供应、稳物价等应该是一个由商品源头到市民餐桌的全供应链操作。这导致政府难以独自承担完全责任，还有赖于建立完善的保障供应体系，从制度层面综合协调物流、商超、农贸、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的全方位配合。
换句话说，政府通过有效调度、充分利用社会力量，有可能弥补城市在物资供应能力上的不足。
在反思西安时，曾有人指出，市民的发声，政府听到了、也在行动，蔬菜就在路上，但由于配送机制和人员调配失当，应急预案缺乏，导致政府响应大打折扣。特别是在西安防疫工作中，一些社会力量组织虽积极性高，但参与度不高，导致物资运输力不从心，由此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。
自2月4日在返乡人员中发现首例阳性人员以来，截至2月22日24时，百色共有确诊病例220例。对于这座人均GDP仅3.7万元的边境小城而言，物资紧缺、人员紧缺，成为摆在面前的头号难题。为此，百色多地曾开放接收社会捐赠渠道，却“得不到热搜和关心”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对于前来驰援的抗疫一线人员，当地市民自发组织后勤服务、开展“春节支援抗疫工作”，拿出自家特色美食、调动当地餐饮企业力量，解决用餐的燃眉之急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百色因财政实力受限而造成的物资供应水平不足。
资金的缺乏导致百色难以照搬发达地区城市的经验，并在有限条件下摸索出适合自身的做法。但反过来，这也不意味着，百色的做法就能够照搬到其他城市。
马亮指出，评价一种政策的好坏，需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仔细研判。作为局外人、甚至当地市民，都很难判断某种做法是否得当。更重要的问题是，能否符合当地发展需求，特别是有效推进适合当地具体情况的防疫政策。在此基础上，各城市应发挥自身长处、尽可能弥补短板，建立更因地制宜的物资供应制度。
疫情是城市治理能力的大考。一定程度上，疫情下城市提供什么样的物资，是最容易看得见、摸得着的衡量标准，也最能直接展现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。
此种情形下，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原本作为一种应急的手段，极易异化成一种“攀比”的指标，甚至成为城市吸引人才、展示形象的“筹码”，也在所难免。
在马亮看来，这种做法本身无伤大雅，对于城市发展也所有助益。但一个前提是，不能被城市管理者滥用，以致出现疫情防控措施过当的情形。
比如，对于一些城市，实行“一刀切”的防疫措施、或隔离措施被不合理地“升格”后，“高规格”的生活物资供给变成安抚市民情绪的一种手段，沦为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“遮羞布”。但本质上，这并未改变政策过分影响市民正常生活的事实，反而会带来更多隐患。
马亮认为，地方政府在“秀关怀”的同时，也要有一定限度，量入为出、理性、通盘地加以考虑，“倘若不合时宜地提高市民期望，再想推进工作可能会很困难”。
而对于不同城市的物资供应水平差异问题，从全国层面来规范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可能更为紧要。
在马亮看来，随着疫情散发性、偶发性特征愈加明显，有必要通过明文规定，规范隔离费用、提供物资供应通用原则和底线，比如制定清单或者标准，保障民众隔离期间生活不受影响、维持基本生活水准。对于更多缺乏防疫经验、政府治理水平较弱的城市，这将有更大的指导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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